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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國經濟尋求長期可持續增長應從供給側著眼

來源: 2019-11-18 22:07:36

  由《新經濟導刊》雜志社(國研新經濟研究院)主辦、成都新經濟發展研究院協辦、獨家支持的“新經濟新治理與高質量發展”研討會于11月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向會議提交了書面交流材料。國研新經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朱克力博士作為蔡昉教授的學生和新經濟導刊執行社長,在會議中分享了蔡教授的觀點:中國經濟尋求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不在于運用宏觀經濟學司空見慣的需求側刺激手段,而應該從供給側著眼,瞄準妨礙生產要素充分供給和有效配置的體制性障礙,推進結構性改革,釋放體制潛力,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標。

  朱克力引述蔡昉的觀點指出,凡是從供給側增加生產要素供給數量和質量以降低生產成本以保持產業比較優勢、通過轉變政府職能以降低交易費用,以及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產業和企業的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都屬于結構性改革的范疇,應該按照有利于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預期效果,安排其出臺的優先順序和推進力度。

  以下為演講實錄:

  朱克力: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專家朋友們,本來是蔡老師要親自來講“經濟新動能與全要素生產率提升”。正好他給我發來的文章跟這個主題非常契合,根據主持人剛才的提議,我把老師這篇文章的結論跟大家做一個簡要分享,完整的觀點還請大家閱讀會議交流材料。

  文章中,蔡老師在經過深入研究和專業分析后指出:“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高速經濟增長,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改革不斷為生產要素積累和有效配置創造恰當體制環境,從而兌現人口紅利的過程。迄今為止,激勵機制、企業治理結構、價格形成機制、資源配置模式、對外開放體制和宏觀政策環境的改革,都是順應一定經濟發展階段的特殊制度需求而提出并得到推動的。

  “然而,審視當前和展望未來,保持改革、發展和分享的重點、難點、推進方式甚至取向,也應該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而調整。雖然這些方面的任務并不注定成為過不去的坎,但是,其難度較之以往的確是大大地增強了。從發展經驗來看,這些困難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是帶有必然性的發展規律。新的發展階段任務難度的增強及其必然性,分別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隨著中國進入從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階段,保持可持續增長的難度加大,經濟增長方式需要轉向生產率驅動。根據一項估算,在中國經濟增長受益于人口紅利的1979-2010年期間,在年平均9.9%的實際增長率中,與人口紅利相關的變量做出了高達84%的貢獻。在這些因素之外,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為16%。雖然我們需要接受人口紅利消失和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現實,并不預期未來仍將保持原來的增長速度,但是,如何加快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和貢獻水平,關乎中國在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和之后能否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這個任務之艱巨,非有更大的改革開放決心和創新力度才能完成。

  “第二,越是臨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臻于成熟、定型的階段,推進改革的難度將會越大。一般來說,面對一個長期處于激勵不足從而低效率的經濟體制,改革從打破這一惡性循環中微觀激勵不足的環節入手,容易在帕累托改進的路徑中推進改革,進而改變資源配置方式,矯正資源誤配格局。隨著改革向縱深推進,不使任何群體受損的帕累托改進機會越來越少。也就是說,在改革不可避免對利益格局進行深度調整的情況下,會出現改革激勵不足的局面,甚至會遭遇既得利益群體的抵制和干擾。

  “特別是當改革的成本承擔主體與改革收益的獲得主體并非完全對應的情況下,推進改革會面臨激勵不相容的問題。面對這些難點,應該著眼于分擔改革成本和分享改革紅利,對建立新體制需要的財政支出責任進行重新劃分,以及對受損當事人做出必要的補償,特別是對可能受到沖擊的勞動者予以社會政策托底。這既需要堅定推進改革的政治決心,也需要發揮妥善處理矛盾的政治智慧。

  “第三,在更高的發展階段上以及在更深入的改革過程中,中國進一步改革和發展都會遇到更多成長中的煩惱。在形成優勝劣汰的創造性破壞競爭環境過程中,部分勞動者和經營者會陷入實際困境。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將增強;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于互補效應。這就要求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統領下,把包容性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

  “克服成長中的煩惱,不能采取止步不前的方式。例如,在這個發展階段上,競爭加劇會不時對就業產生沖擊。如果立足于保護就業崗位,就必然會延伸到對企業的保護,難以讓沒有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退出;另一方面,如果聽任市場自發破壞就業崗位,的確會使一部分勞動者及其家庭處于困難境地。突破這種兩難的關鍵是把保護崗位的做法改變為保護勞動者本身,立足于筑牢社會保護網。越是社會政策托底有力,越能做到退出無虞和無阻。”

  蔡老師在文章的結語中指出:“始自2012年的中國增長減速,是與人口轉變階段從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相伴形成的新常態,無論其主要成因還是表現形式,與以往主要由需求側沖擊造成的周期現象都是截然相異的。相應地,無論是應對政策的著眼點還是優先序,以及具體政策工具的選擇,都應該大不相同。據說,美國經濟學家托賓曾經講過這樣一句話:需要一堆‘哈伯格三角’才能填滿一個‘奧肯缺口’。他講到的兩個經濟學概念,前者指因壟斷、價格扭曲等體制因素造成的福利損失,后者指實際經濟增長低于潛在增長能力的缺口,都表現為社會總產出即GDP一個特定幅度的減少。

  “由于研究資源和政策資源都是稀缺的,將其配置到哪個領域無疑應該遵循收益最大化原則。所以,托賓這句話的意思顯然是提醒人們,從功利主義的角度出發,關注宏觀經濟問題比關注體制問題更加有意義,政策資源應該配置到縮小由需求側因素導致的‘奧肯缺口’的努力上面。這種說法明顯語焉不詳,因為它沒有區分一個經濟體面臨的究竟是什么類型的問題。如果把這種說法當作一個一般性的原則,很顯然,它不僅縱容宏觀經濟學家的過于功利性追求,往往還鼓勵政策制定者產生思想懶惰的傾向,寄希望于刺激性政策可以短期見效。

  “問題在于,中國經濟減速的原因是潛在增長率的下降,而不是實際增長速度低于潛在增長率,從而不存在明顯的‘奧肯缺口’。執迷于采用宏觀經濟政策刺激經濟增長,只是一種‘托賓幻覺’而已,不可能保持長期效果,反而帶來延誤改革和積累負債等諸多副作用。從日本的教訓來看,在這種幻覺下制訂宏觀經濟政策并將其長期化,是其陷入‘高收入陷阱’的原因。按照與日本案例相同的邏輯來判斷,對于即將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國家或者這個行列中的新晉成員來說,一旦陷入這種幻覺之中,則意味著落入門檻陷阱危險的加大。

  “因此,反其道而行之,中國經濟尋求長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不在于運用宏觀經濟學司空見慣的需求側刺激手段,而應該從供給側著眼,瞄準妨礙生產要素充分供給和有效配置的體制性障礙,推進結構性改革,釋放體制潛力,達到提高潛在增長率的目標。鑒此,凡是從供給側增加生產要素供給數量和質量以降低生產成本以保持產業比較優勢、通過轉變政府職能以降低交易費用,以及依靠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保持產業和企業的政策調整和體制改革,都屬于結構性改革的范疇,應該按照有利于提高潛在增長率的預期效果,安排其出臺的優先順序和推進力度。”

  以上是我原汁原味分享蔡老師文中主要觀點和結論,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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